在东京新宿的24小时网咖，58岁的佐藤对着一碗泡面发呆。 他曾是商社课长，1990年花8000万日元在琦玉县买了房，如今房子市值只剩2300万，房贷却还有3200万没还清。 妻子离婚带走了女儿，他只能蜷缩在网咖隔间过夜，这是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一代中产的缩影。

三十年前，日本号称“一亿总中流”，中产家庭标配房车、全职主妇和私立教育。 如今，这里却沦为“M型社会”：富者资产过亿，穷者靠打零工维生，中间阶层崩塌殆尽。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2024年家庭平均年收入536万日元，反而低于1990年的600多万，收入停滞了三十年。

上世纪80年代，东京房价疯涨到“卖掉东京能买下整个美国”的狂热地步。 中产家庭争相背上35年期房贷，坚信工资会永远上涨。 然而泡沫破裂后，房价腰斩过半，房贷却成了终身枷锁。 日本房贷实行“无限责任制”，即使房子被银行收走，债务仍要继续还，甚至可能牵连子女（即“子孙贷”）。

一名不动产中介回忆，1992年有客户以1.2亿日元购入涩谷公寓，2000年时市值仅剩4800万，卖房所得还不够偿还剩余贷款。 许多家庭为还贷榨干积蓄，孩子补习费、家庭旅行全被砍掉，餐桌上只剩速食面和账单。

泡沫时期象征稳定的“终身雇佣制”彻底瓦解。 企业为降低成本，大量雇佣派遣工和合同工，其工资仅为正式员工的60%，且随时可能被辞退。 40岁以上人群成为裁员重灾区，他们技能固化、薪资要求高，再就业只能转向保安、清洁工等岗位。

前银行高管失业后，每天仍穿西装出门，在公园长椅呆坐至傍晚，假装下班回家，半年后才坦白实情，做了停车场保安。 厚生劳动省统计显示，非正规就业比例从1990年的18%飙升至2018年的38%，近半数为40岁以上中年人。

经济压力迅速撕裂家庭关系。 1995至2004年间，日本35岁以上夫妇离婚率占比超过三分之二，离婚家庭数量从157万激增至277万。 80%的离婚官司与“经济困窘”直接相关。代际冲突同样加剧。 父辈在高点购房留下的“子孙贷”，迫使年轻人共同还债。 年轻人抱怨父辈透支了社会繁荣，父辈则指责子女“不够努力”。 东京大学的调查显示，泡沫破裂后父子争吵频率增加了3倍，许多家庭甚至断绝往来。

曾经的“中产梦”彻底破碎，取而代之的是弥漫全社会的低欲望心态。 年轻人不愿买房、结婚、生子，认为努力不再有回报。 2024年日本新生儿仅72万，死亡人口却达161万，人口连续16年减少。

自杀成为另一种残酷出口。 2002至2012年间，近14.7万中年男性选择结束生命，平均每天40人。 涩谷地铁站在1994年一年发生283起跳轨事件，迫使政府加装屏蔽门。

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扩大防卫开支至GDP的2%，并推行减税和现金补贴。 然而，这些政策资源向大企业倾斜，中小企业与普通民众获益有限。 在实质工资连续下降、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民生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面对老龄化加剧、社保体系濒临崩溃的现实，政府提供的临时补助和最低生活保障，仅能让人“饿不死”，却无法挽回中产的尊严与体面。

如今，日本街头随处可见70多岁老人仍在打工。 他们曾是泡沫时代的弄潮儿，如今却成了“老后破产”的主角，在便利店收银台后颤抖着度过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