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亲述：我在庐山会议的遭遇

1959年的庐山会议，作为我党、我国历史上的一件标志性重大事件，已被铭刻于史册，其深远影响至今仍历历在目。

彭德怀在6月底接到了庐山会议的召集通知。在此之前，他曾在上海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指正，心中颇感不悦。在大跃进的初期，他亦曾满怀热情，积极性十足。然而，在深入接触现实之后，不过数月，他的观点便发生了转变。

自始至终，我保持着谨慎的立场，对大跃进持有疑虑和保留的态度。

彭某在海外访问归来后，严谨地审阅了内部参阅资料，将其中他认为尤为严重的内容一一标注，并呈递给主席审阅，涉及事项数量相当可观。

在会议前夕，他特地前往湖南，与周小舟、周惠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畅谈了诸多话题。

我对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议题，心中积攒了许多见解，这些观点与彭德怀同志的思考大体一致，我热切期盼能有机会将这些意见呈报至党中央。恰在此时，彭真同志来电相邀，希望我能与他一同前往。

黄克诚

那是在7月17日，我抵达了庐山。踏入住所不久，彭德怀便拿出了他亲笔写给毛主席的信，递到了我的面前。

我仔细看了一遍，说：我认同信中提出的意见，不过对于信件的措辞，我有所保留。其中某些表述显得过于尖锐，您这样的表达方式是否适宜？

他说：事态之严重不容忽视，会议现场无人敢直言不讳，正因如此，我必须提出足以引起众人关注的问题。

我说：你常常情绪化地处理问题，鉴于你与主席共事已久，理应彼此有着深厚的了解。为何不直接与主席面对面交流这些话，而非通过写信的方式呢？

当晚或翌日晨，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位友人莅临我的住所探望。一番交谈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个共同的看法：坚守“左”的方针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会议的氛围也让我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这使我难以畅所欲言。

初来乍到，我对这里的情况尚不熟悉，便安慰道：“不必心急，先稍作观察。”

我随后与李先念交谈。先念亦深感此举过于激进，亟需进行相应的调整。

谭震林（中）

我与谭震林再谈。他属激进派，观点截然相反。而且他还问我：你为何先选择拜访先念，而非先与我相聚？看来先念对你的影响颇深。

我表示：我与先念在某些观点上不谋而合，但这并非受其影响。随后，我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由此引发了与谭震林的争执。

我与谭向来交情深厚，深知他性情直率，立场鲜明，凡事直言不讳，争执时无所顾忌，绝不会耿耿于怀。因此，在与他争论时，我毫无顾虑，言辞交锋甚是激烈。

谭发火说：莫非你误食了狗肉，以致发热，因而如此亢奋？须知，我们请你上山，乃是寻求援助，希望你能站在我们这边。

我说：你想错了，我是反兵，不是救兵。

“反兵”二字，系对谭震林所言“搬救兵”的反语，意在表达我与他的观点相左。然而，后来此言却被某些人曲解，成为我“蓄意反党”的证据。

在18日至19日举行的小组会议中，与会者们就彭德怀所撰信件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众多成员纷纷表示赞同彭德怀的观点。

在19日的发言中，我全面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并对彭德怀的观点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当时，除了罗瑞卿和谭震林两位同志之外，其他同仁似乎均与我抱有相同的感受。

谭、罗二人对我进行了批评，我随即予以反驳，一番激烈的争论随之展开。

本应将此次发言详细记录于简报之中，以便广泛发放。然而，由于我的乡音浓重且语速飞快，记录同志难以捕捉其精髓，整理过程中倍感困扰。无奈之下，只得请我亲自撰写一份书面发言，以供大家参阅。

情势瞬息万变，短短数日便演变为激烈的争斗态势，我已无力分身整理相关资料。因此，简报中仅收录了发言的简要记录。这导致部分同志对此感到不解，为何作为庐山会议斗争焦点之一的人物，竟然没有留下较为全面的发言内容？

以6亿人口计算，人均产量已超过千斤，粮食供应问题得以解决。

我说：这数字不对。

质问：谁说的这话？

我说：是我，你也这么说过。

态度强硬。

7月23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重要大会并发表讲话，该讲话引发了极大的震撼，成功改变了会议的走向。

主席讲话要点是：

一、当前，党内与党外都弥漫着一片风潮。众多人士在发言和谈话中，纷纷表达：现今的状况可谓是乱成一锅粥。然而，越是这样，我们越应当迎难而上！我们得咬紧牙关，勇往直前；天空不会因此塌陷，我国大地也不会沉沦。得益于多数人的坚定支持，我们的立场愈发坚定；我们这些多数派同志，必须挺直腰杆，展现坚韧不拔的风采。

二、言及“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身上存在两项指控：

首先，便是大规模炼钢，我坚定地决心实现1070万吨的目标。

一则涉及人民公社的推行，虽非我所创，然我有权进行推广。

1070万吨钢铁，九千万人的共同努力，局面变得复杂，责任自当由我来承担。至于其他重型火炮，分担的责任也势在必行。每个人的职责都需仔细剖析，而我，无疑是首当其冲的责任者。尽管出现了一些失误，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但大家也因此得到了宝贵的教训。

群众对于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强烈愿望，不宜简单归结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更不应予以浇灭。

对于“刮共产风”以及“一平二调三提款”等现象，我们必须进行深入分析。这些现象中蕴含着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主要集中在县、社两级，尤其是公社干部之中。然而，我们通过耐心说服，坚定地进行了纠正。今年三月和四月，我们成功压制了这股风潮，仅用几个月时间便说服了相关人员，使得这些做法得以停止。

三、在此危急关头，我诚挚地劝告各位同志，务必坚定信念，切勿轻易动摇。

从事工作难免会犯错误，若将几十万个生产队的失误一一列举，并公之于众，即便一年四季连轴转，也难以尽数。若是如此，国家必然陷入崩溃，即便帝国主义势力未至，我们也难免遭受覆灭之灾。

我提醒诸位同志，务必关注言辞的“导向”，保持坚定，切勿动摇。目前，部分同志已开始动摇，他们并非属于右派，却已滑向了右派的边缘，与右派仅相距三十公里的距离。

主席的发言有力地站在了左派一方，对中间派提出了忠告，并对“右派”发出了警示，这充分显示出主席将会议上的观点交锋视为党内路线斗争的重要体现。

主席此举并非偶然。彼时，党内与党外确实众说纷纭，争论激烈。主席在讲话中亦曾指出，江西党校的反应便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

7月26日发布的《李云仲意见书》直言不讳，对党的失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李，身为负责计划工作的司局级干部，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在信中，他详尽地列举了众多事实与数据，有力地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此信于6月上旬直接呈递至主席手中。

主席对这封信作出了详尽而深入的批示，字数逾两三千言。在批示中，他高度评价了李云仲敢于直言的精神，对其对计划工作不足之处的批评予以肯定，认为其言辞中肯。然而，主席亦指出，李云仲自1958年第四季度起，对党所犯“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的判断，这一核心观点存在偏差，其观点几乎全盘否定。

这些在毛主席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然而，自党中央自第一次郑州会议起始终保持与主席的一致立场，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持续纠正错误，局势已逐渐好转；主席对此充满信心，坚信按照此路继续前进，问题不久便能得到解决。

在庐山会议召开前的半个月，被誉为“神仙会”。期间，提出了十余个待讨论研究的问题。尽管在发言中存在不同意见，但并未出现激烈的对峙，整体氛围并不紧张。

然而，在这看似平静的表象之下，实则潜藏着“左”与“右”的激烈争议。

在“左”的倾向中，气势显得尤为高昂，往往不愿听闻问题之严重性，个别情况下，甚至会在会议中打断他人的发言。

在“右”的方面，我们力求将缺点与错误详尽剖析，强调对问题严重性的深刻理解，坚信唯有如此，方能彻底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对于会议中难以畅所欲言的氛围，我们深感压抑。

主席对此情形早已有所了解，却亦认为其属寻常之事。

此刻，讨论即将告一段落，《会议纪要》亦已着手撰写，待《议定记录》得以批准，会议便将圆满结束。

彭德怀

恰逢此时，彭德怀执笔撰写了他的意见书，并于14日将其呈递给了主席。此举源于他对会议行将闭幕的感知，以及对问题未得根本解决的忧虑，以及自身意见未能充分表达的不满。

此信对毛主席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再次引发了他的兴奋与失眠。在会上，主席亲自提及，即便服用了三次安眠药，仍旧无法入眠。

在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下，我深入分析了这封信以及党内外的诸多尖锐批评意见，并将它们相互关联。彭总被视为这一系列反对声音的代表，尤其是在中央政治局中的代表。我推测他的批评矛头直指中央政治局和主席，因此坚信路线斗争在所难免。7月23日的讲话正式宣布了会议性质的重大转变，预示着会议的规模将扩大，持续时间也将延长。

主席的发言如同一记重锤，令我们倍感震惊，现场气氛顿时凝重。

彭德怀在会议结束后，曾向主席表示，他所撰写的信件仅作为主席的参考资料，不宜公开发印。

事已至此，彭的解释有何用？

我对主席的发言感到难以理解，心情愈发沉重；彭德怀同志肩负的重担更为沉重，我们俩均无法安享晚餐；尽管同处一栋屋檐下，却刻意避免相互交谈。

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周小舟

夜幕低垂之际，周小舟拨通了电话，告知我他们有意与我进行一番交流。

此刻我深知宜持谨慎态度，本不赞同他们的到来，然而小舟态度坚决，我最终也做出了让步，便随他们而来吧。

在三位朋友中，小舟显得尤为兴奋，而李锐已察觉到此时来访并不适宜，尽管如此，他还是未能阻止小舟的到来。谁能料到，这次简短的交谈竟然后来变成了“反党集团”罪行的铁证呢？

小舟、周惠、李锐抵达之际，情绪高涨，激动地表示：快变右派了。

我劝他们说：主席支持左的，不弃右的。

小舟问：主席的这一突变决策，是否已由政治局常委们进行过审议讨论？又问：主席面临斯大林晚年危险吗？

我说：我认为不会。又说：若有不同意见，理应直接向主席陈明，当前如此私下讨论，实非妥当。

舟平静，再谈湖南。

正当他们即将启程之际，彭德怀手握一份军事电报匆匆走来，小舟接着说道：离右派仅30公里。

彭言：急有何益。

李锐催促着小舟加快行进，口中念念有词，说天色已晚。实则，他心中恐怕是认为，众人尽早离开此处方为上策。

周惠素来行事谨慎，未曾多言，随后他们便悄然离去。

他们离家之际，恰逢罗瑞卿路过，罗瑞卿持有反对“右派”的观点，因此对这起事件特别留意。随后，当夜之谈便演变成逼使我们坦白的关键议题。

罗瑞卿、郝治平伉俪

在23日主席发表讲话之后，各小组于午后便展开了关于讲话内容的讨论。起初，发言者们言辞相对和缓，对彭信的批评虽有力度之别，但都未脱离信件原文本身。有的言辞较为激烈，而另一些则融入了自我反省的元素。

7月26日，传达主席指示。要对事，也要对人。

这成为了会议的又一转折点。批评之声愈发激烈，且矛头直指个人。

除了提及彭总之外，所谓的“军事俱乐部”与“湖南集团”等说法亦相继浮出水面。

“左”倾势力中的柯庆施等人态度强硬，甚至颇具威胁，以至于温和派人士也不得不大幅提升了自己的声调。

彭德怀等需检讨。

于26日，我进行了深刻反省，指出19日发言时感知力有所不足，并坦诚自己存在过分关注困难和不利因素的思维定势；此外，我还提到，自己仅察觉到彭信在措辞上存在不妥，却未能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违心之论，尚可接受。

7月26日，不仅传达了主席提出的“既要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而且发布了主席对李云仲信件的具体批示，其内容更为严肃。党内外的右倾思想与活动渐呈猖獗态势，呈现出疯狂进攻的迹象。

一番言辞之后，谁还敢置身于中间立场？从此，批评与斗争的火候不断升级。

既然涉及对人，就必须深入调查其背后的组织、探究其目的，更需追溯其历史渊源，从而展开有效的斗争。

从右至左：毛、彭、周。

7月30日，主席亲自通知，要求我与小舟、周惠、李锐三位一同前往进行谈话。

在交谈过程中，主席的态度显得平和，因此我们亦更加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这次谈话，主席给我戴了几顶帽子。

一为彭德怀的政事顾问，二为湖南势力范围中的领军人物，三乃“军事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同时，有言称我与彭德怀在诸多观点上相得益彰，且我们之间的关系如同“父子”。

谈及昔日三军团的历史渊源，对方便提及了对我的历史背景缺乏了解之处。

我答辩说：

我与彭德怀同志的观点大体相同，只是在庐山会议上的具体意见上有所差异。

往昔岁月，我与彭德怀多次争执，每当意见相左，便坦诚辩论，几乎争执贯穿了我们的一生。虽不能说我们的见解始终如一，然而，这些争论并未损害我们的情谊。

在昔日抗击“AB团”的岁月里，曾有人意图加害于我，幸得彭君仗义执言，为我解围，否则我恐怕在那次事件中遭受不测。

在我看来，我们之间的互动颇为和谐，实在难以将其比作传统意义上的父子关系。

主席说：理性与情感本应相辅相成，在我自身，二者始终如一。显然，我对您与彭之间的关联，以及您个人的性格特质，尚存诸多未解之谜，亟待拨云见日，解开这些纷扰。

我又说：

我担任彭总的参谋长一职，正是出于毛主席您的安排。当时我正身处湖南，原本并不愿意接受这一职务，但终究还是您坚决邀请，我才同意前来。

参谋长如何区分政治与军事？

彭德怀的来信是在山间完成的，而我当时尚未攀登至山巅，岂能担当起在撰写“意见书”过程中充当他参谋长的角色？

多年来，我在湖南辛勤耕耘，与当地领导频繁互动，深入交流，并积极关注湖南的发展事务。如此一来，我自问如何才能成为“湖南集团”的一员呢？

至于“军事俱乐部”，何来此谈？

谈话还涉及到在当年关于东北战场的“保卫四平”议题，以及长期对金门、马祖的炮击行动中，我均表达了我的反对立场。

主席说：“保卫四平”我决定，这难道不对？

我说：即便决策权在你手中，我还是觉得那场拉锯战本可以避免。至于对金门、马祖的炮击，象征性地展示一下威慑力也就足够了。既然我们没有打算真正开战，炮击的作用也就显得有限。毕竟，开炮不仅耗费大量资金，还会引起广泛紧张，这样做又何必呢？

主席笑笑，说：你做“右”的参谋挺合适。

周小舟、周惠、李锐均表示：会议现场气氛显得异常凝重，压抑得让人难以发声，诸多议题也因此未能得到充分且清晰的探讨。

主席说：应当鼓励辩论与交锋，确保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将观点充分表达，深入剖析。

小舟等又说：提及“湖南集团”，不免带有一定的分量，为此，我们衷心期盼能够得到一番清晰而详尽的说明。

主席说：可能是有点误会。又说：我与湖南诸位似乎尚未心心相印，尤其是与周小舟之间，颇有嫌隙。

主席再度提及他在遵义会议前夕，如何成功争取到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他勉励小舟“不远而复”，意在强调坚持目标的重要性。

主席在谈及遵义会议时，意在提醒我们反思自身，与彭德怀明确区分立场，以期我们能够“认识到迷途尚不远，领悟今日之是非与往昔不同”。

但我们的思想问题没解决，又都不会作伪，所以我们的表现可能使主席失望。

毕竟，这是我直接向主席表达意见的机会。

7月31日与8月1日，毛主席于其住所楼层数次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对彭德怀同志进行批判。即便是在午休时分，毛主席亦未曾稍作休息，仅以包子充饥。与会者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彭真等同志，同时亦通知我、二周及李锐等四位同志列席会议。

主席主持了会议，其发言次数最多，内容涵盖了从历史到理论的广泛领域，言辞详尽且富有深度，我难以完整记录。

在阐述理论层面，我们指出彭并非马列主义者，其思想体系中掺杂了诸多封建及资本主义的元素，更倾向于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

文中亦提及：彭出身于劳动人民，对革命事业怀有深厚的情感；追求革命精神，实为可嘉，值得寄予厚望。

阐述历史时，重点在于剖析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犯下的路线错误。提及彭德怀与自己的关系，形容为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则自认双方各占一半。然而，主席依旧坚持评价为三七开。

主席谈及彭的“意见书”。信中言道：“有失必有得”，将“失”置于“得”之前，映照出彭内心深处的感悟。

他们再次强调：缺乏经验固然是事实，然而，未曾经历失败，又怎谈得上成功？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应当维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切勿浇灭其斗志。士气应当鼓舞，而不应有所消减，更要坚决抵制右倾思想。

又说彭：你所提及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其矛头直指中央领导，这无疑是对中央的质疑与抨击。你的信件意图公之于众，旨在争取人心、集结力量。你似乎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塑党和世界的面貌。回顾历史，你未曾就众多重大问题致信，然而此次却洋洋洒洒地写下了长篇大论。对于那些挑拨离间的言辞，我们必须予以有力反击。

彭说：往昔在江西之地，我曾致信中央，表达个人之见，此番所撰，仅为供您深思之用，非有意公之于众。

主席又说：昔日遭受指责，心中不免积存怨气。尽管同在北京，却难得通一次电话，数次尝试均未能成功，便愤然宣称：“老子从此不再与你往来。”在香山那次，你前来寻找我，因我作息习性独特，警卫告知尚未起床，你便愤然离去，再无交谈。至于高、饶事件，你深陷其中，未来的你将如何，实难预料。

彭说：我曾秉持王明、博古的思想方针，但在1934年1月至2月期间已转变立场。曾与黄克诚交流过此事，并期待主席的指导。现年61岁，未来我还能有何作为？

朱总司令发言温和，主席说是“隔靴搔痒”。

林彪

林彪发言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说彭自己有一套纲领、路线，独断专行，攻击主席，用心很深等。

发言出色，将成基调。

众多同志纷纷举例，以表明彭德怀存在疑点，并表达了对主席观点的支持。

毛主席还说：

整人的目的在于让他夜不能寐，直击其灵魂的深处。

说彭：

你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表现不足，你曾提出“只要对革命有益，便可果断行事”的观点。在应对朱怀冰等人时，鉴于紧迫的形势，采取果断措施尚可理解，但至于发动百团大战，为何没有提前进行汇报和请示呢？

众口铄金，他们称你为伪君子，而你素来野心勃勃。我已年过六旬，而你仅六十有一，我料想自己将先你一步离世。不少同志对你心生疑虑，担心难以与你携手共进。

主席最关键的话是：此次行动，你们显然是站在了右倾的立场，展开了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攻势，其意图旨在撼动总路线的根基，对中央领导进行诋毁。

毛主席更是谈及了关于解放军是否将追随他前行的问题。

我必须说几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彭的交往愈发深厚，对于许多事情，我的看法愈发模糊。在中央苏区后期，他曾提及，仍需请主席亲自领导，我坚信他并非无法分辨是非曲直。

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份个人英雄主义的精神，今日的交流将使我对他有更为全面的了解。期待彭能保持冷静，认真聆听批评的声音，常委领导同志们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着真诚的帮助之意。

会议结束后，主席特地留下了我们四位列席代表，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他叮嘱我们切勿再受到彭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周小舟，主席满怀期望地希望他能“迷途知返”。

这连串会议给我带来的感受是，主席意在教育和劝导我们回归正途。尽管我被看作是彭的亲近之臣，难以完全脱身，但当时似乎尚未有将我们定名为“反党集团”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