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是否曾沦为叛徒，社会上众说纷纭，至今仍有文章言之凿凿地声称，她曾被敌方捕获，后转而投敌。

对于这一点，前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员王文正先生持不同意见。他回忆称，在“两案”的预审阶段，确实遭遇过类似的难题。尽管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但遗憾的是，并未发现确凿的证明材料，因此最终并未对此进行审理。

王文正指出，在探讨此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明确江青是否真正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讨论她是否曾被捕，最后方能触及她是否成为叛徒的话题。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理清它们的关系至关重要。毕竟，“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关说法纷繁复杂，难以理顺。

01

江青曾是地下党员。

法庭调查江青是否入党。

经法庭调查，在文革期间，江青曾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及，她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强调，在场的李大章同志能够为其证言。

李大章曾与周恩来、邓小平等并肩留学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便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归国后，他于1924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他在青岛担任地下党市委书记一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四川省省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要职。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中，他未能即时对江青的言论进行纠正，这实属情有可原。

李大章当时缄口不言，此事便似乎默认了。

在“四人帮”覆灭之际，曾获释放的农业部人事司司长徐明清，竟意外地再次被拘。

在上世纪30年代，徐明清曾在上海秘密开展党的地下活动。然而，在文革期间，他却被农业部的一派造反派指责为“叛徒”。尽管“四人帮”被粉碎后，徐明清本应获得平反，但中央的专案组却认定他“包庇”了江青的叛徒问题。在领导层的批准下，1976年12月，徐明清被捕，并被送至秦城监狱监禁。

徐明清于秦城监狱中撰写了揭露“江青叛徒身份”的揭发材料。

1977年三月，徐明清所提交的揭露材料得以影印收录进当时中央文件的汇编资料中，进而分发至各级党委。

面对众多材料和纷纭说法，对于特别法庭在处理江青这位反革命集团首领的定罪问题，究竟应如何决断，成为了关键所在。

为透彻解答此问题，法官们需追溯江青走过的生命历程，对她的出身背景展开一系列必要的调查。

她的祖父名为李纯海，曾是当地一位占地百亩以上的地主。而她的父亲，李德文，则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木匠，后来又在县城开设了旅店，以此为生。

李德文纳娶了两位妻子，江青则是他次妻所生之女。自幼，便为她取了一个昵称——李进孩。

江青和母亲

昔日，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对她进行采访，并在其著作《西行漫记》中记载，江青出生于1912年。

“被告人江青，女性，现年六十七岁，籍贯山东诸城。”

依据特别法庭所颁布的判决书所载时间进行逆推，江青女士的出生年份应为1914年。

特别法庭在制作判决书时，所参考的时间记录系源自江青于延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所提交的历次干部审查履历表中的记载。

江青步入小学的时光，她终于拥有了一个正式的“学名”——李云鹤。

1929年，仅完成了小学五年学习的江青，凭借同等学历（相当于中学毕业）的资格，成功考入山东省实验剧团。在此期间，她亦活跃于一个京剧团体，频繁往返于济南、青岛、烟台等地，担任演员一职。

在京剧班中逗留不过短短数月，却为江青日后所谓的“京剧改革”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亦是她日后成为“旗手”的原始资本。

山东实验剧院的掌门人赵太侔，昔日与我国现代杰出诗人闻一多携手远赴美国深造，继而肩负重任，于青岛大学（后更名为山东大学）执掌校印。

江青脱离剧团后，她来到了青岛，投奔了赵太侔。在此地，她在这所大学里谋得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这份职务的月收入仅有三十元。与此同时，该图书馆的馆长梁实秋，每月却能获得高达四百元的薪酬。

在此之前，江青曾经历过一段婚姻，其夫名为裴明伦，乃济南一位商贾之子。

后来，一位名叫黄敬的青年步入江青的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949年1月，他被任命为天津市解放后的首任市长；同年6月，黄敬同志担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一职；建国后，他又担任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黄敬，本名俞启威，于1932年在青岛悄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不久便肩负重任，分别担任了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的党支部书记以及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的部长一职。

在俞启威的引荐下，江青于1933年2月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七月，俞启威因叛徒的告密在青岛不幸被捕。此事发生得尤为突然，江青得知消息后，匆忙逃往上海。由于入党尚不久，江青因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此外，还需提及另一位人物，即江青母亲在山东诸城担任家佣期间，受雇于张家的那位少爷。他名叫张少卿，亦称张少平，比江青年长十六岁。1924年，他在上海大学求学期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夏日，正值俞启威遭捕、江青逃离至上海之际，张少卿肩负重任，在莫斯科担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的重要助手。他精心挑选了一个俄罗斯语文名字——康生，以此自代。

正是江青的母亲，她曾资助那位少爷，这一善举在江青1937年秋踏入延安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对她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02

江青的确被捕过

江青曾在上海与田汉相识，彼时便已预见她在特别法庭审判中出庭作证，与廖沫沙针锋相对，争执不休。

廖沫沙，原名廖家权，当时年仅二十四岁，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书生。他与田汉共同寓居旅舍，笔耕不辍，致力于剧本的创作。

廖沫沙事后回忆道，那两位年轻人初次见面时，江青便滔滔不绝地与他交谈。此后，每当发现田汉的居所空置，她便向廖沫沙提出，希望暂时“借用”那间屋子。

廖沫沙随后携妻子迁往他处居住，江青再度登门造访，声称田汉家中干扰过多，恳求与廖沫沙一家同住一处。

廖家当时仅拥有一间卧室，因而只能应允她暂居于厨房。

至于这种情形，彼时的三位年轻人内心所怀之情，唯有他们自己方能深切体会。

显而易见，田汉与廖沫沙对江青在30年代上海滩的所作所为有着深刻的了解。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江青立即将他们归入“三家村”、“四条汉子”之列，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打压与迫害，这在逻辑上自然是顺理成章的。

青年田汉

江青在上海，受田汉之邀，投身于“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她的主要职责是担任该团店员识字班的教师，负责教导店员们识字、歌唱以及阅读。

在此地，江青结识了“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要揭开江青是否为叛徒的谜团，我们首先需深入了解徐明清的生平与事迹。

“既来之，则安之”，这句深入人心的话语，出自毛泽东主席当年致王观澜的信中。其中所蕴含的平和心态与对自身抵抗力的自然增长之信，至今仍为许多人所铭记。

王观澜，一位历经长征二万五千里风雨的资深革命战士，于1925年投身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怀抱，次年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以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而他的伴侣，徐明清，与他一同肩负着革命的理想与使命。

徐明清，亦名徐一冰，年长江青三岁，在诸多方面均显得更为成熟稳重。1926年，她毅然加入共青团，次年便光荣地转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1938年，徐明清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科担任副科长之职，不久后与王光澜结为连理。新中国成立后，她继续在农业部担任人事司司长的职务。

徐明清和王观澜

徐明清未曾料想，多少年后，竟是这个江青让她尝尽了辛酸。

在徐明清的领导下，“晨更工学团”中，江青勤勉工作，表现出了显著的进步，因此共青团支部正式吸纳她成为共青团的一员。

1933年的寒冬时节，俞家凭借其社会关系，成功将俞启威从青岛的监牢中解救出来。于是，他便携风而来，抵达上海寻找江青。然而，其母亲却坚决不允许江青入内，无奈之下，俞启威只得在外租赁了一间简陋的小屋，与江青重拾往日的情谊。

某日，江青携俞启威拜访徐明清，力图为其恢复党员身份。俞启威亦向徐明清陈述了江青在青岛入党始末。然而，鉴于当时的组织规定，俞启威未能提供任何党组织出具的证明文件。依据当时地下党的工作准则，俞启威的此类联络方式实难获得认可。

俞启威已化名黄敬。

1934年1月28日，黄敬与江青一同参与了“晨更工学团”部分成员所组织的全市性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示威游行。然而，此举导致众多人被捕。此举使得“晨更工学团”的进步立场显露无遗，引发了敌人的猜疑。徐明清随后受到警察局的传唤，而黄敬、江青则面临了被捕的威胁。

黄敬便带着江青前往北平寻求庇护。抵达北平后，黄敬选择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课程，有时亦与江青一同前往中国大学，聆听李达教授讲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江青对理论的初步了解，恐怕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基础的。

数月之后，江青重返上海，拜访了徐明清，并加入了他领导下的浦东女工夜校，担任教员一职，她以张淑贞为化名。

1934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江青在公园与原青岛地下党成员乐若（亦称阿乐）取得联系之际，不幸遭当局逮捕，并被监禁于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在那里，她遭到了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以及编审组长朱大启的联合审讯，地点设在警察局特务股的楼层上。

在审讯过程中，江青坚称自己的名字是“李云古”。至于审讯的具体细节，如今已难以追溯。仅凭前后被捕者所记录的情况，我们只能窥见其中的一角。

有传言称，特务股的主管因见“李云古”容貌姣好，便屡次将她召唤至旁，与之共饮。

有传言称，在审讯其他人员的过程中，特务头目曾提及“李云古”性格开朗，擅长京戏，不仅为他们演唱京剧，还慷慨赠送了剧照。

经过一个多月的囚禁，江青在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的帮助下获得保释，随即与黄敬一同寓居于俞宅。不久后，她又随徐明清回到了浙江省临海县溪路乡的故乡，以求暂避风头。

两个多月过去，黄敬寄来一封信，告知自己已抵达北平，目前正于北京大学选修数学课程。

1935年二月，江青启程离弃临海，踏上前往北平的路途，以期寻访黄敬。

1935年春日，江青应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盛邀，踏上了南下的征程，抵达上海参与筹备与编排易卜生的经典戏剧《娜拉》。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引领下应运而生，成为了一支左翼文化力量的代表。此次江青莅临上海，她对自己过往的人生轨迹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颠覆，毅然决然地选择与政治绝缘，投身于演艺事业，成为一名耀眼的明星。她为自己挑选了一个艺名——蓝平。

签约于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之际，有人提议她将艺名更改为“蓝苹”。听闻此名颇具韵味，于“平”字之上添一草头，更显其动人之处，色彩斑斓，创意十足，她便欣然采纳了这个新艺名。

江青饰演那位充满叛逆精神的娜拉一角，与她个性相得益彰，令她在上海滩名声鹊起。那一年，她年仅21岁。

此后，她于上海滩的璀璨星途以及与唐纳的婚姻篇章，成为众人皆知的谈资。然而，其中事实与社会上的传闻或多有出入。本文于此不再详述。

于上海《大晚报》编辑部，崔万秋编辑的寓所中，江青邂逅了身着不合身西装的狄克（张春桥）。

1937年5月中旬，上海滩再度传扬一则消息：蓝苹与导演兼剧作家章泯秘密同居，这一事件使得已有家室的章泯与妻子萧琨不得不面临离婚的命运。

章泯，原名谢兴，籍贯四川峨眉，1929年毕业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并于1932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他同样遭受了江青的残酷迫害。不幸的是，他在1975年2月4日离开了人世。

唐纳曾因与江青婚姻的破裂而选择以自杀和跳海的方式结束生命。

江青和唐纳

上海滩各大报刊，如《大公报》、《立报》、《娱乐周报》等，纷纷不惜版面篇幅，对此事进行了广泛报道，一时之间舆论沸腾。如今，这些珍贵资料均已可查证。

年仅23岁的江青，人生路途上已历经波折，三次婚姻的风雨洗礼。她不仅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加入了共青团，历经国民党监狱的磨砺，承受国民党特务的严审，却能化险为夷。她两次抵达北平，三次踏入上海，踏入演艺圈，竞逐主角，星光熠熠，与人同居，成为舆论的焦点……

诸多难以解构的经历，让她在领略世间繁华之余，胆识与日俱增，目光最终投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她渴望在这个舞台上，成为焦点，一展风采。

03

特别法庭原则——实事求是

1937年8月初，江青应徐明清之邀抵达延安。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江青当初绝料不到自己终将嫁作毛泽东之妻。然而在延安，却有一位男子默默等待着她，此人正是黄敬。

1937年，黄敬同志被任命为北平地下党“三人委员会”的一员，肩负起领导北平地下党工作的重任。该委员会由黄敬、柯庆施、陈伯达三位同志共同组成。

同年五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于延安举办苏区代表会议。中共北平市委委派黄敬同志作为代表，前往参会。

黄敬与斯诺夫人海伦·斯诺并肩前行。至于黄敬当时是否与江青有所联络，以及江青是如何得知黄敬抵达延安的，鉴于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销毁了诸多与她相关的资料，这些细节已无从查考。

苏区代表会议圆满落幕，黄敬随后肩负使命，被派遣至五台山脚下的晋察冀军区，就任领导职务。

在延安，江青弃用了蓝苹这一称呼，转而以“江青”自居。

关于江青之名的由来，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是，此名取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寓意，意在表达江青在抵达延安后，立志要超越过去在上海滩的蓝苹。

亦有人认为，这源自唐代诗人钱起的名篇《省试湘灵鼓瑟》中的诗句“曲终人散，江上数峰依旧青”，寓意着她在上海追逐明星梦想受挫之后，决心在延安这片土地上再次奋发，立志崛起。

王文正坚信这些说法缺乏坚实依据，实则不过是人们的臆测与揣测。关于这场更名之事，除了江青本人，恐怕无人能解其真相。

在王文步入秦城监狱，准备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预审之际，他起初对江青是否为叛徒这一问题亦颇感兴趣。为此，他查阅了众多相关资料。

江青初到延安，党籍未恢复。

不久之后，徐明清抵达延安，继而被指派至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妇女科副科长的职务。

江青透露，徐明清对她的过往有所了解。鉴于此，相关部门便通过徐明清来深入了解江青的历史背景，徐明清随后撰写了一份证明材料以供参考。

徐明清的叙述秉持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详实记录了她与江青相识的经过，包括江青加入共青团、被捕的经历，以及她积极参与地下党的各项进步活动。此外，文中还描绘了她们一同前往浙江故乡避难的情景。

徐明清未能证明江青是中共党员。

黄敬此刻已撤离至五台山根据地，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依据事实为江青准备了必要的证明文件，确保她得以顺利进入中央党校深造。

不久之后，江青的乡友康生自苏联归来，接替李维汉的职务，执掌中央党校的领导权。

在结识毛泽东之前，康生便成为了江青在延安的坚实后盾。及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康生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而江青则担任顾问，两人勾结一气，共谋恶行，为祸甚重。

江青和康生

那是一个炎热的1980年8月，身处秦城监狱，王文正的目光偶然落到了一份重要材料之上。

农业部人事司司长徐明清，曾于上世纪30年代的隐蔽斗争中不幸被敌方拘捕。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农业部内部的造反派将她定性为“叛徒”，无辜遭受囚禁，甚至被剥夺了党籍。

徐明清对于江青过往的遭遇，无疑是了解最深的。江青深知徐明清在被拘押并被“开除”党籍之后，她却为了掩饰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往，对那位在逆境中伸出援手的恩人，竟以怨报德，企图趁机对她进行暗算。

江青屡次提出，欲插手干预徐明清的案件。周恩来总理，以其过人的智慧察觉此事后，便趁机将此案揽于己身，亲自进行审查与处理。

江青屡次闹着要插手此事。

周恩来坚定地指出，农业部隶属于国务院，理应由总理亲自负责处理，这无疑是总理职权范畴内的职责所在。

周恩来言辞令江青无言。

王文正指出，周恩来总理之所以亲自介入此事，源于他对徐明清及其丈夫王观澜这位资深同志的深厚了解与熟悉。此外，对江青的性格与为人，周恩来总理亦有着透彻的认识。

周恩来以巧妙的手法成功捍卫了徐明清，使他免受暗算之害。

徐明清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徐明清理应重获自由。然而，由于中央专案组指控其涉嫌包庇江青的叛徒，他再次被羁押。

徐明清两次入狱因江青。

在审理江青案件的过程中，审判员们一致认为，特别法庭并非专案组，其运作必须恪守事实原则，确保案件处理以事实为依据。

在1980年对“两案”进行的审判调查期间，王文正偶然发现了徐明清于1977年释放后所提交的更正材料。在这份材料中，徐明清阐明了她先前所揭露的关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实际上是由专案组人员口述，并在被迫之下由她执笔完成的。因此，她否认了这份材料能够作为证明“江青是叛徒”的证据。

徐明清此举，无论是在党性原则的坚守上，还是在个人品格的体现中，都堪称令人敬佩。她不因江青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过自己而歪曲事实，也不因为江青成了“四人帮”而落石下井，更不因江青这个人以怨报德而像江青一样地陷害别人。 她坚持实事求是。

当江青正面临全民的挞伐、全党的声讨，即将站在历史审判的十字路口时，有人敢于挺身而出，说出如此坦率的真言，这无疑体现了非凡的勇气。

江青被推翻的叛徒证据已不存在。

针对江青被指控为“叛徒”的案件，目前已基本明朗。然而，特别法庭究竟是如何审理此案的？各方意见纷纷涌现，一部分人主张应当审理，另一部分人则反对审理，甚至有人提出，如果不审理就无法将江青的罪行彻底清算。

1980年9月10日的清晨，王文正与参与“两案”预审的同事们一同来到秦城监狱，那里，他们聆听了关于未来法庭上是否会对江青以“叛徒”罪名进行审判的相关传达。

担任传达任务的是王洪文，他时任预审组组长，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及公安厅厅长。他所传达的内容，是彭真于9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汇报。

在审讯过程中，并未深入追查江青的叛徒嫌疑。至于“两案”的审判，主要针对的是刑事犯罪。即便四五十年前的叛徒问题得以核实，亦不足以构成判刑的依据，仅涉及党籍问题。而如今，她的党籍已被开除。

江青曾销毁了她自身的诸多历史文献，致使目前掌握的关于她叛徒身份的证据与罪状显得不足。若在法庭上以此作为指控，江青极有可能进行反击，反而可能减轻林彪、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罪行的严重性。这一情况有必要向中央汇报。

鉴于这一状况，公安部与特别检察厅均未就江青的叛徒身份提起诉讼。因此，在特别法庭的庭审过程中，也未就此问题展开审理。